茶贸重镇双子星：地位超然的思茅与群星汇聚的勐海

相传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一支由西方殖民者与传教士组成的探险队，沿着澜沧江逆流而上。一路上，瘴烟疫病肆虐，盗匪猛兽横行，不断有队员倒下。当这场远征进行到第31个月时，这群人终于找到了那座神秘的东方之城。

这座身处蛮荒之地却又繁华富裕的大城，便是云南早期的三大海关重镇之一——思茅（今普洱，以下亦称普洱）。素有“金腾冲，银思茅”之称的它，也是今日公认的中国茶都、世界茶源，有着“世界茶树看云南，云南茶树看普洱”的美誉。

清末民初时期，这里诞生了著名的雷永丰、恒和源、金玉祥和大有庆等茶庄，是一座集加工、贸易与运输为一体的茶叶大城。今天，我们就来深入了解普洱茶三大产地之一的普洱。

“普洱”一词源自当地哈尼族语言，“普”意为“寨子”，“洱”意为“水湾”，合起来便是建在水边的家。早在商周时期，濮人先民就在这里依水而居。

普洱的兴起与普洱茶紧密相连。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普洱茶正式成为皇家贡品，成为清朝进贡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御赐茶品。一时间，丰厚的利益吸引了整个云南的客商马帮云集思普地区，奠定了这座边境小城的茶都地位。

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设立普洱行政府，统辖整个思普地区，包括西双版纳州全境、临沧和保山部分地区，以及印度半岛上广阔的土司属地。当时，东南亚的臣属国认为京城太过遥远，而普洱府在他们眼中彰显出华夏应有的气派。

各地丰富的物产和贸易需求，使普洱府成为西南运输大动脉的集散中心。滇川地区、西南的尼泊尔和印度、东南的越南和泰国，天南海北的行商都汇聚于此。作为“茶马古道”的源头，普洱逐渐发展成为集加工、贸易和运输于一体的茶叶大城。

为规范市场秩序、减少恶性竞争，这里设有茶叶商会，为大客户与茶庄牵线搭桥。城市遭遇灾害时，商会还会组织集资共渡难关。这里也有尊师重道的传统，茶叶商会里设有茶圣陆羽的塑像，每年都会举办祭祀活动。后来，政府也设立了官茶局，用于与民间机构进行交易协商。

从普洱运出的茶叶规模庞大，鼎盛时期每年多达10万余担。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英法等国盯上了这个繁荣的茶都，迫使清政府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和《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等不平等条约，在普洱设置海关和租界。

不过，民间的茶叶贸易依然旺盛。城中的南正街附近，正是一众生产普洱茶的茶庄聚集地，其中最出名的当属号称思茅地区无冕之王的——雷永丰号。

民国初年，雷永丰是思茅当之无愧的普洱茶第一品牌。其创始人雷逢春来自著名的马帮之乡石屏，拥有较为深厚的势力背景。1912年，雷逢春当选思茅第一届商会会长，之后他的长子雷恩溥还担任过云南商会副会长和地方县长。

与大多数豪强茶庄不同的是，雷永丰号虽有背景，却从不仗势欺人，而是凭借货真价实的产品广受好评。其茶品做得比其他人的更重，却只收取同样的价钱。这种踏实肯干的经营态度，或许正是雷永丰的发家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雷家不仅经营范围广泛，在昆明的川烟生意也做得很大。旗下的茶庄名称与牌印商标众多，如泰丰祥、雷永丰、雷朗号、新春老号、双印雷朗号、广发祥、春华祥等。

陆离猜测雷逢春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假冒。据史料记载，有一次雷逢春发现林方培等奸商用低质假茶冒充雷永丰号，便将其告上法庭，阻止假冒伪劣茶品流入市场。他还在报纸上发布了一份“打假公告”，呼吁消费者认清雷永丰号的商标，以免买到假茶。后来，雷永丰号还在茶品的内飞和大票上都加印了“鹤王”商标，以防假冒。

普洱，这个兴起于水湾的小村寨，曾走出过举世闻名的普洱贡茶，也曾是中国西南的运输重镇，更见证了一众号级茶庄的兴衰。可以说，漫长而厚重的历史都沉淀于此。直到普洱茶再次兴起之时，国务院批准将思茅更名为普洱，这里也再次回归到原本的历史渊源之中。

同一时期，当思茅和易武的普洱茶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之时，勐海这座如今以普洱茶闻名世界的地方，还只是当地土司的私人领地，不允许外人轻易进出，甚至连一家有名的号级茶庄都没有。

18世纪中期，云南普洱府成立，但清朝大力推进的改土归流政策，在更加偏远的澜沧江西岸却受到层层阻力。因此，茶叶资源丰富的勐海（时称佛海，为方便茶友理解，此文统称勐海），仍处于车里宣慰司的地方贵族掌控范围内。那时，汉人想在勐海经商，可谓难如登天。

直到1910年，来自石屏的汉商张棠阶，因为娶了缅甸大土司的一个女儿，而勐海和勐遮的小土司不敢刁难，才成功创办了勐海第一家茶庄——恒春茶庄。

1913年，民国建立不久，云南省督府就在景洪（时称车里）设立普思沿边行政总局，管辖西双版纳州全境。总局长是军人出身的柯树勋，他此前常年带兵驻扎在云南边境，防范英国操控下的缅甸。

在战场上杀伐果断的柯树勋，在改土归流上却表现出了十足的耐心。在清末民初的政权过渡时期，大权在握的柯树勋，没有直接对车里宣慰司贵族下刀，而是采用协商、疏导、团结、适当保留权益的方式，使地方政权得以平稳交接。

待政局稳定后，柯树勋采用两手抓的管理理念。一方面，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削弱贵族权利；另一方面，则活用地方丰富的茶叶资源，派人平整古驿道，设立驿站，改善地方交通，派军队清剿麻匪，为客商创造有利条件，大力发展经济。

在一系列措施中，对勐海影响最大的是交通的改善。云南的民间贸易本就发达，早在茶马古道时期，云南的茶叶就通过一条条隐藏在山间的蜿蜒小路，运往省外的西藏、四川，乃至印度、尼泊尔等地区。

其中，茶叶进藏的道路最为凶险。藏区需要用牦牛运输，要不断装卸，又经常是风雪雨交加的天气。茶叶在骡马、牦牛背上互相磕碰，路途狭窄时又要与山崖磕碰。牦牛也不易驯服，前进时经常一字横排，横冲直撞。

因此，北线普洱茶进藏在清代不到3000担，民国初期则为3000～4000担之间。其中每一担茶就需要一匹骡马，还不算驮运后勤用品的驮马。而这些货物经过大约4个月的行程，才能到达拉萨，运力成本很高，很多时候都超越了茶叶本身的价值。

直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思茅行政总局大力修交通，英国人也在殖民地缅甸修建公路和铁路。苦运输已久的马帮茶商们，迅速发掘出了一条新茶路。这条路经缅甸和印度进入西藏，路程长达1000公里，但却是马帮、货车、火轮、火车的接力运输，一个月内就能将勐海的茶叶运进拉萨。

1926年，普思沿边行政总局撤销。次年，县级行政区设立，西双版纳地区被划分为车里（景洪）、佛海（即勐海）和南峤三个县城。自此，西双版纳的政治体制就和其他地区达成统一，地方政局大大稳定，数百年的地方割据和贵族统治成为历史，各民族可以自由进出这三地。

对于茶商来说，勐海本就是一块茶叶宝地，奈何之前一直在封建领主的统治下。新政体下经商环境相对稳定，交通大大改善。一时间，云南大商巨贾群集，勐海的崛起史即将拉开序幕。

1923年，缅甸公路通车后，眼光敏锐的腾冲董家就决定在勐海兴建茶庄。董家早年靠石璜和大烟起家，手腕强硬，资金雄厚，也是当时顶级商号洪盛祥的东家。新成立的茶庄就挂靠在洪盛祥下，名为洪记茶庄。

基于总号的战略布局和资金优势，洪记茶庄成立时就已经是勐海规模最大的茶庄。一开始是两盘灶生产同时制作茶叶，后来直接增加到六盘灶同时生产，主产牛心紧茶，销往西藏地区。鼎盛时期年产量高达四五千担，还在印度加尔各答、缅甸景栋和仰光等地设了分号或办事处。

洪记茶庄之下，可以兴茶庄紧随其后。1925年，来自玉溪的周丕儒（后世尊称周文卿）在十多年的贩茶基础上创立“可以兴”商号。投产第一年就卖出了数百担茶叶，后续的发展也一直不错。

这里值得称颂的是“可以兴”创始人周文卿。他为人仗义，多年来结识了各界人士，曾被推举为佛海商会主席。他心怀天下，曾多次介入调解当地政府和广西籍叛军的矛盾。

后来，周文卿看到很多小茶庄被大商号挤压生存空间，就和李拂一合作创办了“佛海茶业联合贸易公司”，把众多小茶庄联合起来，帮助他们把紧茶卖到了印度的葛伦堡地区，使其摆脱了洪记等大茶号的剥削。

周文卿也是当地知名的大善人。他晚年拿出自己毕生积蓄，兴办学校，建立图书馆和医院，投资组建了地区银行和电业公司，大大改善了边境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样一位茶人，值得我们铭记。

说回勐海发展这边。1928年，鹤庆帮龙头张静波也在勐海创办恒盛公茶庄，并斥巨资挖来思茅的老师傅到自家茶庄制茶。自此，石屏帮、玉溪帮、腾冲帮、鹤庆帮这云南四大商帮齐聚勐海。

此后十年，不断有大小茶商进驻佛海，设立茶庄，小规模的马帮行旅更是不计其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佛海的茶庄规模已达20余家，与易武一西一东，成为两大茶叶重镇。

已成气候的勐海，丰厚的茶叶利润，也引动了外界资本的涌入。1938年，云南陆氏财团在南糯山创立云南第一家现代化茶厂；次年，民国最大财阀孔宋家族，通过南京政府财政部的中茶公司，投资创办佛海实验茶厂（勐海茶厂前身）。自此，民间商帮、地方豪强、中央财阀三方势力汇聚勐海。

1942年，飞速发展的勐海，在体量规模上正式超越易武，成为云南省最大的茶叶制作和加工出口中心。究其原因，离不开勐海的天时、地利、人和。

版纳地区本就分布着云南省面积最辽阔的茶园之一，直到建国前，仍留有近10万亩的茶树规模，这为勐海崛起提供了物质基础。

英国人在缅甸兴修的大量铁路和公路，使邻近边境的勐海茶叶出口非常便捷，不管是运往东南亚，还是运往西藏，路程都大大缩短。

国家资本的入局，有一大原因就是为了换取外汇，支持抗日战争。而这些销往东南亚和西藏等传统消费地区的茶叶，在当时都能换取大量外汇。

优质的茶叶原料、广阔的消费市场、便捷的公铁运输、稳定的政治格局，天时地利人和齐聚下的勐海，成为了普洱茶界最闪耀的一颗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