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西北牧区的商业变革与内地商人（2）
樊如森杨敬敏
二、互市贸易的废止与照票贸易的兴起
1．互市贸易的废止
崛起于塞外的满族贵族，在入主中原以后，接受中国北部长期对峙的历史教训，尝试实行与前代很不相同的民族政策，即通过同化和控制相结合的手段，将长城内外融为一体。也就是康熙皇帝所说“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的方略，以图从根本上解除草原民族对内地的军事威胁。
具体做法，是政治上在牧区推行盟旗制度，严厉分割、封禁和控制蒙古各部；经济上让持有照票的内地商人到指定的盟旗从事贸易，间接强化对牧区的经济束缚。这样，仅限于边境的互市贸易，便不适应中央政府及蒙汉双方的经济需要了。
青海地区作为清初茶马互市贸易的重点区域，原本“只准蒙、藏人民在指定的地点互市，不准进入内地交易”；后来，随着清政府“划编蒙旗及在藏族中设置千百户的措施已逐步完成，对青海蒙藏地区的统治大大增强，所需马匹可以通过贡赋形式直接征集，无需以茶易马。
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又将五茶马司裁撤，改征茶封税款。于是由唐朝开始延续了一千年左右的茶马制度从此告终”。
此后，在西宁、大通、贵德、循化等地，出现了持有官方照票的中间商人，他们从事官府和蒙藏牧区之间的货物交易，以粮食、茶叶、烟草、烧酒、布匹等内地商品，交换青海所产的皮毛、牲畜、鹿茸、麝香等土特产，这样，边境互市贸易，便自然而然地转向了腹地照票贸易。
2．照票贸易的兴起
清代的照票贸易，分为随军贸易与普通贸易两种形式。
普通照票贸易大致开始于雍正五年（1727年）。这一年，清政府将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归化城、杀虎口、西宁等地，指定为汉人进出蒙地经商的贸易孔道，规定凡前往内外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青海蒙古牧区深处从事贸易的内地商人，必须经过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多伦诺尔同知衙门、归化城将军、西宁办事大臣的批准，并颁发给盖有皇帝印玺的营业照票即“龙票”，又称“部票”，才能在指定的蒙古盟、旗境内经商。
该照票用满、蒙、汉３种文字书写，填写有经商人数、姓名、商品种类、数量、回程日期等内容，在指定地区蒙古官吏的验证和监督下从事贸易。
无票者严厉禁止进入草原腹地。照票规定旅蒙商的经商时间以1年的年限，不准携带家属，更不准在经商地成家，故称“雁行商人”。这就为内地商人在草原的本地化经营，制造了巨大障碍，不利于牧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从事照票贸易的内地商人，与蒙古草原之间的商贸往来，主要是通过在前代基础上新建和扩建的驿道进行的。清朝前期，内地通往内蒙古地区的主要驿道有５条，它们分别是长城沿线边关的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杀虎口，它们均呈南北走向，东西并列，共同伸向草原腹地。
其中的喜峰口一路，南起直隶永平府的喜峰口，北达内蒙古哲里木盟的哈达罕，全长1600多里，共设18个驿站；古北口一路，南起直隶顺天府的古北口，北达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阿鲁噶穆尔，全长900多里，共设16个驿站；独石口一路，南起直隶宣化府的独石口，北达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瑚鲁图，全长600多里，共设7个驿站；张家口一路，为直隶连接内、外蒙古的最重要的一条驿道，它南起直隶宣化府的张家口，北达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的吉斯洪伙尔，全长500多里，共设19个驿站，从吉斯洪伙尔站再往北，通往外蒙古的乌里雅苏台；杀虎口一路，南起山西朔平府的杀虎口，分东西两路抵达内蒙古地区，东路北达归化城，共设4个驿站，西路达于伊克昭盟的察汉扎达盖，共设7个驿站。
通往外蒙古地区的主要驿道有2条。一条是从内蒙古乌兰察布盟的吉斯洪伙尔向西北方向，通往科布多的驿道。它分为数段，从吉斯洪伙尔北达外蒙古的土谢图汗部的奇拉伊水呼尔，再到赛尔乌苏，共6站；从赛尔乌苏到三音诺颜部的哈拉尼敦，共21站；从哈拉尼敦再到乌里雅苏台，共20站；从乌里雅苏台再到科布多，共14站。
另一条是从赛尔乌苏向北通往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再到中俄边界的恰克图，共26站。这两条驿道，都向南与始自张家口的驿道相连接，政治、军事、经济意义重大，又名阿尔泰军台。
往来于这些商路上的内地商人，主要来自山西、直隶、山东等省份，而以山西商人最为活跃。他们用内地生产的茶叶、布匹或其他日用品，到草原上交换牧民生产的牲畜、皮张和药材。
在清朝前期，到口外做蒙古生意的内地商人，通常被称为旅蒙商、拨子商、外馆，其主要基地是张家口和归化城。
张家口地处万全都司，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年）被定为与蒙古间的互市之地，主要贸易商人是号称“八大家”的晋商。
清初属宣化府万全县，雍正二年（1724年）置张家口直隶厅，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口岸。
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停止了俄国官方商队直接入京贸易的传统做法，将双方贸易的地点统一限定在边城恰克图一地，张家口转化为中俄贸易的转运枢纽。从事中俄贸易的晋商，一方面将从内地贩运来的茶叶、丝绸和棉布等大宗商品，输往俄国和蒙古草原；另一方面又将俄国的呢绒、蒙古的皮毛和牲畜输入内地，使张家口日益发展成为蒙古贸易特别是中俄贸易的核心城市之一。
归化城作为旅蒙商人的另一个营业基地，大约兴建于1581年，后经多次重修，至乾隆元年（1736年）基本定型；其东面建设的绥远城，主要用来驻军。受地理区位和经商传统的影响，以归化城为人员和商品集散地的内地商人，也主要是晋商。
在商业鼎盛的时期，归化城里的旅蒙商号有四五十家，其中最负盛名者，为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三大号”，它们的总号下面，还陆续设立了遍布各地的分庄、小号、作坊等分销机构。
清代前期，内地商人从事照票贸易的典型代表，莫过于由山西商人经营的旅蒙商号大盛魁。它作为“清代至民国初年在内外蒙古地区规模很大的一家蒙古商号，它从清代康熙、雍正年间开业，到1929年宣告歇业，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大盛魁总柜设于归化城，以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为中心，活动于内蒙西部和外蒙大部地区；以放“印票”账（即高利贷——笔者）为主，经营牲畜、皮毛、药材、日用百货等业务；京、津、沪、杭、晋、冀、鲁、豫、湖、广等地，均有它的分支、小号和坐庄人员；它的从业人员连同雇用的牧民、工人，有六七千人；它的贸易总额，一般年份约在白银一千万两左右。
像这样的大商号，在过去内蒙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自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清军与噶尔丹的军队在乌兰布通大战之后，蒙古西部地区便成为清朝与准噶尔汗国军事对抗的前沿。
而以随军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大盛魁商号，在成立的初期，便把总号设在了定边左副将军驻地、俗称“前营”的乌里雅苏台，而把分庄设在参赞大臣的驻地科布多和内蒙古地区的归化城等地。
后来，大盛魁不断扩大营业范围，不仅服务于军政人员，而且也放贷给蒙古王公；乾隆末年开始，它包办了政府在外蒙的税收；嘉庆八年（1803年）以后，它又乘政府清理无效照票的时机，廉价收购了被驱逐的旅蒙商号，承继了它们在外蒙的贸易关系，进一步壮大了商业势力和营销网络。
到了“道光年间，大盛魁一方面扩大销售地区和增加经营货物品种的数量，一方面加大放印票账的数量。这时清朝把征收驿站的费用也包给大盛魁，这样，大盛魁的营业就更加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