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陆羽，史料很多，无需在这里赘言。但有一点，或许是茶叶史学家所忽略的，那就是陆羽也是中国第一个茶膏发现者，或者称为启蒙人。这不是一个新的提法，而是事实。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陆羽是中国茶叶史上第一个将茶叶中出现的“膏”（茶叶加工后出现的膏化物质）记录在《茶经》里的人。

让我们先仔细品味这个“膏”字。

最早，在中国的《说文解字》中，对“膏”字是这样解释的：“按，膏者，脂也。凝者曰脂，释者曰膏。”

古代医学称心尖脂肪为“膏”（fatintheheart），后又专指物之精华（essence）。如：膏髓（比喻事物的精华）。再后来，古代的中医师们通过熬制的方法将动物或植物提炼出他们认为精华的东西，引申为药膏。

药膏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医药中的一大发明，它不仅成功地将动物与植物原始的固态形状与内含的物质分离，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一定的浓缩性，不管是内服或是外用更方便，药性更高。

陆羽恰恰是从唐代的制茶工艺中，发现了茶叶经过加工之后自然出现的部分“膏化现象”，同时敏锐地感觉到这个“膏化现象”与中国传统的中医药的药膏有相似之处。于是，破天荒地第一次将这种物质冠以“膏”的名称记录在《茶经》里。

陆羽发现的这个“膏”与当时唐代制茶工艺有直接的联系。

因为唐代制茶与我们今天的制茶方法有很大的差别，那时的制茶工艺几乎是以蒸青饼茶为主的。陆羽的《茶经》主要描述的也是唐代饼茶的制作方式。我们说“茶，兴于唐”，也是以蒸青饼茶制作工艺的成熟为代表的。

陆羽在《茶经》中对这种饼茶制作的工艺高度概括为十四个字，即“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

我们只知道陆羽提倡的制茶方法，对后来的两种茶产生很大影响。

一是云南的普洱茶。无论是传统的饼茶制作工艺还是今天的渥堆发酵的熟茶，我们都可寻到陆羽制茶的思路与踪影。

二是日本的蒸青酶茶。它是唐代由中国传入日本的制茶方法，也是日本至今仍然保留着最贴近唐代的制茶方法之一。

让我们再回到陆羽制茶的这十四个字。这里有与茶膏相关联的几个工序，这其中“蒸之、捣之、拍之”三个工序是与“膏”的出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三个工序极易将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氧化的作用下，使溢出的茶汁出现膏化现象。

陆羽在他所处的年代已经发现这一现象，并在《茶经》中多次提到“膏”字，他认为在饼茶的加工过程中应“畏流其膏”，意思是如果把“膏”挤压出去，会使制成的茶表面像箩筛，形状枯干。他认为最好的饼茶应是“含膏者皱”，即是将茶叶中的茶汁与茶叶挤压出来，又不遗失，仍然附着茶叶表面，经过空气氧化后，使茶汁形成的膏状物质留存在茶叶之间。这就使饼茶的表面由于“膏”的生成，形成皱纹状。因此，在唐代，陆羽认为的好茶表面上一定是“含膏者皱”，这是唐代鉴别好茶的一条标准。

陆羽在《茶经》中最推崇的好茶是“胡靴”，其外观如胡人的皮靴，有细腻的皱纹状，就是“含膏者皱”的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虽然陆羽从制作茶饼中发现了茶汁溢出后出现“膏化”现象，并认为这个“膏”是茶叶中的好东西，但他没有将茶汁与茶叶中的纤维物质彻底分离，而只是让“膏”仍然保持在茶饼的表面，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茶膏”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不能否认的是，陆羽的发现对后人起到了极大的启示，在他去世的一百多年之后，“茶膏”一词竟悄然出现了。

据吴任臣《十国春秋》记载，早在南唐闽康宗通文二年（公元937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即“贡建洲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

第一，“茶膏”名称正式出现；

第二，外部用金丝芽装饰，显示贵重；

第三，数量极少，只有八枚，而不像其他茶叶以多少担计算，凸显稀少与珍贵；

第四，茶膏一亮相，就作为贡品出现——具备一种显赫的身份。真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尊贵，使它在当时的贡茶中处于上品，被纳入史书的记载之中。

（未完待续，系列精彩文章敬请期待）

文/陈杰，现代茶膏行业的第一人，从事近三十年的微生物研究工作。

2002年开始转向普洱茶深加工的研发，任蒙顿茶制品（昆明）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完成了对清朝宫廷普洱茶膏的破译工作，制定了第一现代普洱茶膏的企业标准和检测标准，主导研发了系列蒙顿·红运当头茶膏、蒙顿·易武春晓茶膏、蒙顿·普洱黑金茶膏、蒙顿·玉龙胜雪茶膏、蒙顿·二龙戏珠茶膏、蒙顿·皇印茶膏等顶级普洱茶膏，成为现代普洱茶膏行业的开创者。2006年1月6日，其研发的世界上发酵度提纯度最高的蒙顿“普洱茶母”（非卖品）被云南省博物馆永久收藏，是该馆唯一的一块茶膏藏品。近几年来，其又从微生物学角度尝试搭建普洱茶的价值链，并先后发表了《普洱茶四大价值》、《普洱茶未来五十年》、《存茶的诱惑》等系列专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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